在司法独立、乃至权力分立问题上，一些人心间总挂着一丝担心：你独立了、他独立了，是不是把“领导”抛开了？这种担心，家长主义的情结甚浓，以家长的博大情怀，护卫家庭安定、家园安宁的心思豁然。二十年前，一剪梅在撰写《全能主义与中国悲剧》时，就痛感到我们家长的善良和不易。当然，同时也痛感到在这种全能主义的家长制背后，家庭成员们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，今天要权、明天要利，让家长们身心俱疲、也让家庭成员们不思自我开拓的悲哀。全能主义的家长制政体，既需要一个权力无限、庞大而无可比拟的利维坦，当然也需要利维坦为此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心智。

回头思考，实践的逻辑是否真如此？人们所见识的利维坦倒是庞大无比的，但利维坦却往往空有指手画脚的功夫。以司法为例，利维坦一边要求司法必须服从“领导”，一边又强调司法和法官必须为“错案”独立承担责任。许多年前，不少法院在司法改革中，纷纷推行所谓的“错案追究制”。但其运行效果，不无尴尬！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你要让我独立承担责任，我也巴不得把案件的审理推给“审委会”，以合理规避所谓“错案”风险。记得苏力就曾以此论证过基层审判委员会存在的“事实合法性”的，其实，也就是提供给法官转嫁“错案”责任风险的“合法性”。

尽管近十多年来，我们经历了一些个司法改革的“洗礼”，但如所周知，法院的司法独立、法官的独立办案，长期以来，都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。只是如今，连这句空洞的口号也是多余，“领导”必欲撕下当今中国司法的这块遮羞布，让它被所有有权有钱、有声有势的“领导”们任意侮辱、肆意耍弄！在这种情形下，法院或者法官的“错案”责任，究竟由谁承担？是由事无巨细、手把手教导法院、法官如此这般的“领导”承担，还是由法院、法官自己承担？在逻辑理论上，这当然不应存在什么问题：既然“领导”决定一切，决定法官如何办案，则办案的责任，“领导”自然也就责无旁贷。一旦“领导”推脱敷衍，至少家庭成员们可以说：真不是一位好“领导”啊！可实践的逻辑，似乎并不青睐这种逻辑理论：你法院做出了成绩，一切应归于“领导”好；你法院走了所谓弯路，“领导”和你没商量，就是要革你那“司法改革”的命！

据说最近正在走回头路的所谓司法改革，毫无疑问，是近十年来在“领导”领导之下的改革。倘若其果真出了问题，也首先需问责“领导”，才符合逻辑理论的。但遗憾的是，人们从未听闻“领导”有半点忏悔、检讨，反之，永远正确的“领导”如今又挥巨手、发号召，批判司法独立、司法改革的谬误，张扬执政党至上、人民至上的追求，追讨别人家的种种“责任”，而自身对以往的“责任”却若无其事一般！这样一个只愿干预一切权力，却不愿付出半点责任的“领导”，自然和家长制下的家长还不能相提并论的——因为在家长制下，尽管家长凌驾于众家庭成员之上，但毕竟还肩负着让所有家庭成员都幸福美满的责任。

权力（职权）和责任（职责）从来都是一体之两面。“领导”要人家承担责任，必须充分给人家赋予其权力。既要司法者承担个案审判之“错案”责任，又把一切权力揽在怀中，不赋予法院、法官独立审判之权力，天底下哪有此等怪异的逻辑？国人早就知道：“既要马儿跑得快，又要马儿不吃草”，只能发生在那些糊涂的骑手之行为中。一位精明的骑手，不但要让马儿奔腾千里，而且一定要把马儿喂的膘肥体壮。这似乎就是人们生活、行为的常理、常情、常识嘛！可“领导”为何总是不明白这一点？记得吴家麟先生在二十年前演讲时，总喜欢用“我当家，你做主”，来比喻、批判那种虚假民主体制给国民可能带来的欺瞒、灾难。可如今，二十年已然过去，“我指挥，你负责”的情形，和往昔相比，究竟改变了多少！倘不改变，怎能调动起政府、法院、检察院……的积极性？又如何能在逻辑上、道义上把法律遭劫、政令败坏、司法不公、监督不力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卸到“一府两院”身上？